陈晓亚:科学沟通模式亟需转变

2014-10-17

提要:转基因(GM)作物已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并且对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中国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最近的推进却非常缓慢。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生物一直持积极态度,并对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提供大量的扶持政策,然而,出于对人类健康、经济效益和环境的担忧,公众舆论逐渐倾向于反对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不同部门对转基因生物缺乏有效的监管,推进技术不果断,媒体的多变和不实报道以及全球的反转组织。本文主要讨论了这些冲突可能的解决方案。

自从1996年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递增,在2013年,27个国家的种植面积超过1.75亿公顷,是1996年170万公顷的100多倍(http://www.isaaa.org/)。美国仍然以7010万的种植面积领先全球,其所有作物的平均采用率为90%(http://www.isaaa.org/)。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应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和CO2的排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和环境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在202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将达到14亿,面临着城市化、工业化、耕地面积减少和农民工进军城市的严峻形势,其粮食需求持续增加。毋庸置疑,中国渴求发展新兴技术来支持其现代化建设,包括基因技术在内。2013年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420万公顷,其中棉花仍然是主要作物,此外还包括木瓜、白杨、番茄和甜椒(http://www.isaaa.org/)。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是中国农业应用上的第一例转基因产品,降低了农民20%的农药成本以及减少了80%的农药使用。如今种植的棉花,70%以上都是转基因抗虫棉,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大豆高达80%(2012年达到5838万吨)(http://data.stats.gov.cn),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大豆。

过去20年,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生物一直持积极态度,为了保证粮食的自足生产,在农业生物技术上提供大量的研发扶持(R&D)政策来发展其国内种植的转基因品种。在2009年,中国政府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是政府部门的12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通过对农业和植物生物技术的研发提供持续的经费资助,一个覆盖了全国,涵盖了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以及省市的农业研究所的综合研究网络已经构建起来。此外,中国还针对转基因作物建立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对市场中的转基因产品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标识系统[4]。

在10年前,中国人民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虽然不是热情接受但还是积极的,至少对少施农药,增加纤维产量和节省劳动力方面带来巨大效益的转基因抗虫棉是如此。但是现在的公众舆论却表现出了反对转基因的态度,尽管有少数几个科学的调查结果仍显示,大部分随机抽样的人群还是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公众对转基因的强烈抵制改变了决策者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但还是影响了政策的倾向性。在2009年,中国给2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和1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颁发了安全证书,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首个在主粮作物中使用转基因技术的国家。然而,在批准转商业化种植前,上述安全证书在2014年8月17日到期后并没有重新颁发。公众舆论对转基因作物的看法在决策中看来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担心转基因品种影响人类健康以外,反对者认为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种植会威胁中国的小农户,而且那些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对转基因品种的担忧还涉及到它与常规作物混杂或者杂交,以及西方跨国公司对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限制。在作物杂交方面,反对者担心当前农田中大量种植未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把性状转移到常规作物上或者与其相互混合。

虽然科学家做了很多推广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方面的科普宣传,对那些争论也做了解释,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人们总有比基于科研数据的解答和事实更多的问题。因此,更安全和生物安全性研究应该在更大的尺度下进行,尽管这些研究会花费大量的资金,但是它们对确保转基因作物获得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健康相关的研究应受更多的关注,主要的转基因科学家应该积极的参与健康方面的研究。对新品种培育来说,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安全性和环境(生态)的影响不是附带的研究,而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应该提供更多的经费来监管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应更多的着重在是否能够给消费者,即普罗大众,造福。研究应该要证明采用的转基因作物的绝对安全及其不可替代性。

此外,中国社会整体的信息传播系统不利于有关转基因生物或相关问题进行以建设性对话为基础的互动。尽管中国科学家在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下,从植物的基础研究到转基因作物育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大多数研究机构都是以科研为主,缺乏适当的拓展功能,导致其处理来自公众的疑虑及反转组织和个体言论的能力不足。研究机构很少去做一些有效的科学交流,相关部门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奖励措施去支持科学家做科普宣传。科学界对转基因相关事件的迟缓回应也导致了媒体的错误报道。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界习惯于推广科研成果,但在科普宣传方面还欠缺经验。科学家在反驳反转人士言论的时候,没有拿出能够证明转基因低风险的确凿证据。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在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是等同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说服力还不够。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完善的政策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对于转基因生物监管的系统框架仍需加强。对于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科学竞争力和经济独立这些不同的看法/关注-导致了规章制度的不连贯性。如今,转基因品种的田间试验审批过程非常缓慢,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批准进口新的转基因产品。企业缺少研发能力以及缺乏将农业和植物生物技术中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动力。监管相对缺乏导致对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授权许可非常繁琐。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迟缓而且总是杂乱无章——比如关于最近转基因水稻种子的泄露问题。

新闻媒体对于转基因生物的报道花样百出,让人难以判断其态度是反对还是支持。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对于转基因问题媒体的报道并没有产生建设性的影响。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之类的官方媒体对于转基因问题的报道大多是以负责的态度赞美科学成果而避免造成潜在的混乱和谣言。科学媒体在肯定转基因生物有效的同时,通常以更加平衡的语气报道其对于健康和生态方面的潜在风险。然而,一些自由媒体和城市小报更多的报道转基因的负面效应(不局限于转基因生物本身)。专业的媒体人士通常都没有科研背景,缺少处理科学问题的能力,大多数都不能辨别主流的科学结论和那些通常引起误导的说法。

对中国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酝酿和促进转基因生物争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由于经济和商业上的原因使这场争论愈演愈烈。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反对转基因信息。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化的反转力量,他们希望中国成为反转的中心,就如最近发生的2014年北京食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坛及其北京宣言。

如同其他大多数高科技领域,经济上的考虑依然是中国决策者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基础动力。当一些反对转基因组织及个体沉浸于进口转基因大豆对当地大豆是“灾难性”影响的说法,这种言论具有强大的影响并战胜了中国应该研发自己的转基因大豆的说法。而当挺转专家提出基于发展中国自主农业生物技术的解决方案时,这些人则强调要保护国内农业处于非转基因的状态,尽管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反转积极分子。极具轰动和煽情地农业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反转会谈几乎抵消了转基因支持者勾画的美好未来。

基于以上分析的中国转基因生物所面对的问题,对当下转基因生物面临的困境,要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需要多层次的策略。要在中国努力推进转基因生物,交流应该被视为重中之重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家应该与公众和媒体进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认真地倾听公众的声音和问题,而不以后者是科学文盲为借口忽视公众的担忧。科学家还应该更频繁的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接触。有关转基因生物的问题是基于科学的问题,但是又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在中国与转基因生物相关的机构应当是透明、干净和可敬的,无论何时,只要科学家能够影响决策者,他们就应该说出来并说服后者提高其领域内的监管能力。

最后,与传统的单向信息交流相比,强调公民与科学家平等对话权利的公众参与科学的模式是一个正确方向。虽然在当代中国完全采用此模式还不现实,但是至少在如同转基因生物有争议的领域中应当尝试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

本文系作者在5月16日-5月17日举行的“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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